这一情况，后来也并无根本的缓解。宋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北京成为金元明清四代之都。同时，经济中心南移，江南取代了北方，成为最为富庶的地区，也是帝国最重要的物资供应地。江南的资源，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维持着北京的生存。这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脱离的格局，使北京乃至整个帝国多变得外强中干。鸦片战争时，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但却被英国的一支跨越半个地球作战的舰队所击败。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运河成了帝国的血脉，舍此北京的朝庭无法生存。英国的军舰一驶入扬子江，兵临南京城下，切断了江南漕运的路线，就等于卡住了帝国的喉龙，清庭除了投降，也没有什么路可走了。其实即使在和平时期，大运河频频淤塞，南粮北运一直充满了危机。

　　北京传统上并非是一个经济中心，最后成长到中国数一数二的城市，当然也不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而是政治的需要。帝国的防务中心在北方边境，大部分军队都集中在这里，以武力作为统治基础的皇帝不能离自己的军队太远，所以首都就设在长城角下的北京。蒙满统治期间，定都北京，也有背靠自己的民族发源基地的安全感。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有相当的寄生性。

　　现代中国和帝国皇权时代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传统的政治地理，一经形成就有长期，顽固的连续性，不容易为政治变革所改变。定都北京，就必须面对几百年形成的塑造了北京政治地理，认识其来源和制约，以寻求解脱之道。说到底，北京最大的软肋，就是集权结构所造就的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使首都扩张到不能自我维持的程度，必须依赖其他地区输血。而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因为计划经济的模式变得更加严重了。凡是一些有全国意义的大项目，大的活动，如亚运会，奥运会等等，必须北京先办；北京办完了其他城市才有想的资格，活象是北京掌握着什么“初夜权”。这样，万事都在北京起步，人口当然也就滚滚而至了。

　　北京的出路，在于打破中央集权的传统惯性。改革缩小了政府的职能，也要求中央适当放权，最后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在这样的发展中，北京就切忌事事出头。举个例子，为什么亚运会，奥运会都要在北京举行？这类倾注全国财力的盛事，难道不能交给别的地方办吗？美国办过几次奥运会。哪次在华盛顿举办呢？在市场经济中，中央政府的职能更象个裁判，而不是运动员。北京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也不应该与其他地区争利。甚至，中央政府本身可以考虑退出北京，到偏僻些的卫星城建设行政中心。比如，北戴河已经成为一个季节性的政府中心。这样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央政府永久的所在地呢？

　　如今科技发达，象唐代那样断粮的事情不大可能发生。但是，现代化并没有改变北京的基本生态结构：北京缺乏水源，缺乏绿化，顶着裹携着大量黄沙的西风，处在沙漠化的边缘。人多喝一口水，树就少喝一口水。多一亩的住房，就少一亩绿地或森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北京还事事盲目领先，那么水源，空气，交通，住房等等硬件就会将这个伟大的城市窒息。

作者：薛涌　　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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