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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碉楼的传奇早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传奇的西方女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曾于19世纪到四川探险，她在自己的书中（1889年出版）曾这样提到过碉楼：“村民们说这些碉楼早就在那，已没人能记得这些碉楼是做什么的用了。”
其实不仅是碉楼，甚至整个碉楼所在地的历史都笼罩在神秘之中。数百年来，这个如今以“民族走廊”闻名的“无人之地”，曾是吐蕃和中原之间的蛮荒地带，居住着许多文化、语言不同的“野蛮”部落，他们各自建立了独立的王国。
中文典籍我所能搜集到的仅有些模糊且支离破碎的信息。然而，我们了解到至少在一千八百年前，就有些部落已掌握了如何修建高层独立石碉楼的技术。据《后汉书》记载：那些高达40米的碉楼是由居住在今成都西北部深山里的冉（ranlong）人和岷江上游的羌部落修建的。而住在西藏高原南部的“孟”部落也是高碉楼的建造者。
修建碉楼的原因通常被归为防御，实际上碉楼也是身份的象征。《汶川县志》记载，陈王朝（公元557-589年间）末代王后在苏村生下一个孩子，村民为此就在村里修建了七层碉楼。《隋书》和《新唐书》里只言片语谈到了“东女国”，女王则居住在9层高的碉楼里，还提到“附国”境内有很多碉楼。孙宏开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到，碉楼在《汉书》中被称为“邛笼”，这是羌语的汉语译音。从《隋书》开始，碉楼先被称为“巢”而后称为“碉”。至今它们仍然被称为汉语中的碉、碉房、碉楼。所有这些词在中文里都有防御之意。在一些特殊的地方，我还使用碉楼的古羌语名称“G-rong”。牟子也认为：古时因为战争、联盟和迁移，部落的数量、名字及其王国的领地都不断处于变化中，因此不论是中文，还是藏文古代典籍都难以描绘出一幅碉楼历史的清晰画卷，只留下些零星模糊的信息。为了找到可靠的线索，我勘察并研究了几乎所有碉楼，但大部分工作是徒劳的。
我开始穿越碉楼地区的旅行，通常是搭公车，这是与当地人交流的一条捷径，便于询问公车司机、旅客、僧侣和朝圣者，以寻找碉楼的任何线索。我经常被带到一些只有泥碉的地方，有时则什么也没有。碉楼一旦坍塌，石头便被村民拿来修新房。
每年我都要在四川西部和西藏之间穿梭考察两到三次，那上百座零星散布于连绵不绝且路途艰险、遥远的群山山麓间的碉楼便越来越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有的坐落在村里，有的守在山谷入口，有的则耸立在高山之巅。有的地方，绝大部分碉楼是方形的；有的地方，则几乎都是星形的碉楼（如五角星那样有内外角形状的）。
到1999年底我已能确认，虽然土、木或石建的碉楼在中国很常见，但最有意思、最精巧的石材星形碉楼却只在川西的三个地区和西藏的工布江达才能找到。想到这也许是种独特的文化，我便决定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星形碉楼上。
当意识到因缺乏文献记载，当地人已遗失了自己的历史，而这些非凡的星形碉楼正是那些曾在这偏远山谷间辉煌过、如今已被遗忘的无文字部落历史仅存的绝佳证明和体现，其价值不可限量，我决定倾力揭开星形碉楼之谜，并为其了不起的建筑师们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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