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毗邻我国新疆地区的中亚哈萨克斯坦，至今生活着一群说陕西方言、沿袭晚清陕西风俗习惯的“陕西回回”。他们是一百多年前西北回民大起义失败后流落境外的义军残部后裔，自称“东干人”。

　　骑着自行车去哈国串亲戚

　　2004年4月10日，在祁连山主峰之一乌鞘岭风雪交加的山口上，一个青海的货车司机下车正在小解，忽然，一个穿着古怪、留着长胡子的黑脸男人站到他旁边说：“师傅，能不能帮我照张相？”司机惊愕地打了个寒战，看着这个从天而降的大个子，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小便没撒完就跳上旁边的车逃也似的走了。

　　冰天雪地的荒山上，这个人搬了一块石头，把相机搁在石头上，给自己和自己骑的一辆变速自行车照了张相。这个独自出现在乌鞘岭上的人就是陕西临潼人陈琦，一个在人事局上班的普通干部，他于4月6日从西安丝绸之路群雕前出发，骑着单车，准备远征万里去哈萨克斯坦探访“陕西村”。

　　上世纪80年代，陈琦从《参考消息》上得知苏联有个“陕西村”，居住着100多年前从陕西关中迁移过去的一群回回人，至今顽固地保留着陕西的风土民俗。“陕西村”人被迫离开家乡的年代距今并不久远，是清同治年间，也就是陈琦爷爷的父辈那代人的事情。当年，他们在义军领袖白彦虎的率领下，一边抵挡着清政府的民族镇压，一边拖家带口，背着锅灶瓢盆，赶着牛羊畜口，于1877年12月翻过天山，躲过了清军的追剿，在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西边约200公里的楚河岸边扎下“营盘”，播种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籽，就此繁衍生息。白彦虎被后人称为“东干人之父”(“东干”即陕西方言“东岸子”的转音，东面的意思)。100多年过去了，离家在外那么长时间，他们还固守着家乡的传统，在思想上、道德上都传承得很好，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他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状态？这些都吸引着陈琦，他想弄清楚。在了解东干人被迫背井离乡的苦难历史后，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去看他们，就像亲戚串门一样骑着自行车去，并且沿着他们当年西退的路线，体验他们不为外人所知的艰辛与苦难。

　　这个长相酷似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瓦西里的关中汉子一路坎坷挫折并不亚于瓦西里。他这样做，就是想告诉那里的人们：老家的乡亲没有忘记你们，这不，骑着自行车来看你们来了。同时，还要告诉陕西的同胞：那里离我们并不远，你看，骑上自行车轻轻松松地就能到。

　　祖先留下来的都不能改变

　　陈琦在哈国境内遇到的第一个陕西村的人是马赖赖。过境后刚到第一个城市潘菲洛夫，陕西村的人们就打发体育教师马赖赖骑车来接陈琦。从潘菲洛夫到陕西村有700公里的路程，马赖赖全程陪他。东干协会主席安胡塞亲自开着小车为他们俩做后勤保障。马赖赖人高马大，脸色黝黑，言语、动作都显得有些粗放，讲一口纯正的陕西土话，见了陈琦，他高兴得搓着手，嘿嘿直笑。马赖赖骑的是一辆德国产的自行车，做工精细，构造却很简单，没有变速器，显然不是上长路的车子，加上他没有做好长途骑行的细致准备，第一天120公里骑下来便有些自顾不暇，作为主人，他还要照顾已有4000公里骑行经验的陈琦，疲累不堪。一到住处，马赖赖脸色蜡黄，上气不接下气，车子撇到房外也不管了，躺在床上喘了足有半个小时的粗气，说自己的心脏很难受，想吐。陈琦给他打了一大瓶自来水，马赖赖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一大半，差点虚脱了。陈琦一再告诉他，骑不动了就吭声，不能这么拼命。为了体谅马赖赖，陈琦有时建议歇一歇，马赖赖就强打精神顽劣地笑笑：不怕慢，单怕站，慢慢骑。一路上再苦再累，马赖赖都没叫过一声苦，让陈琦打心底里佩服他。

　　陕西村所在的县叫库尔代，县城离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不到100公里，顺着阿拉套山下的丘陵地带从县城往东60公里，就是中亚陕西村的中心村落、陈琦此行的目的地———营盘。这里的道路大都是苏联时期修建的，年久失修，到处坑坑洼洼，已成了沙石路，风景却是格外优美。他们在一个高高的山梁上小憩，俯瞰前方的楚河平原，马赖赖给陈琦指点：这是营盘、这是新渠、这是托克马克(即古代的碎叶城)、米粮川、卡布隆、哨葫芦……这一带都是咱回回的地窝儿(地方)。

　　6月9日，陈琦他们终于到了东干人的根据地营盘，人们蜂拥而来，问长问短的，一口陕西土话让陈琦感到就像回了家一样。他对人们高声说：“乡亲们，伊特拉斯吐维奇(俄语，你们好)！陕西老家的乡亲们打发我来看你们来咧，你们好着哩么？老家的人都想念着你们呢……”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琦的嗓子有些哽咽，在场的很多回民淌下了长长的泪水。

　　村里的老年人对陕西感情很深，能说出一些至今仍存在的关中地名，说着说着就落了泪。他们对现在的陕西不甚了解，好多人都保留着过去的观念，说陈琦是从“清国”来的，问左宗棠的人还在不？来的时候，陕西衙门批准不？

　　离开故土已120多年了，东干人对陕西却怀有一种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感情。马赖赖家隔壁一个叫马兹涅夫的东干老人，将他于1959年在莫斯科买的一幅《老鹰抓小鸡》的中国年画保存了四十多年。东干诗人大吴说，百年来，我们就像离群的羊，不知何日才能回到大羊群里去。年轻人把陕西叫“我爷的省”，见陈琦高兴得很，问陈琦西安城是个啥样子？见过成龙没有？

　　在人们的盛情邀请之下，陈琦参观了陕西村的村史纪念馆，馆中收藏有白彦虎的眼镜、玉佩、腰刀等遗物，有东干战争英雄马三奇的巨幅画像和雕塑，前苏联各个时期的纪念章，有东干先民使用过的兵器、农具，有当今东干人的生活用品、刺绣品和装饰品。

　　陈琦在安胡塞家里住着，没在安胡塞家吃过一顿饭，每天这家请了那家请，杀鸡宰羊，一吃就是一天，还领着他到处看，弄得陈琦甚至没有静下来的时间。

　　到了陕西村就和到了关中任何一个村子一样，没有语言障碍。大人小孩都是一口纯正的陕西土话，和马赖赖交谈，国骂省骂时时都会冒出来，而且非常地道。孩子们都把陈琦叫“陈琦大(爸)”，都喜欢“陈琦大”的自行车，只是推出去没过十分钟就回来了，车子给摔得骑不成了。陈琦比马赖赖小三岁，就叫他“赖赖哥”，马赖赖则叫他“碎舅”(东干人把陕西认作是舅家)。对于原来陕西老话中没有的新生事物，他们有自己的叫法，把电脑叫computer，电话叫telephone，飞机叫“风船”，自行车叫“骑着的车子”。小孩刚开始学说话就是陕西土话，大了才学俄罗斯、哈萨克语言。孩子有时就会问大人，“镢头用俄语咋说呢？”

　　人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中国的，一个当地俄文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创立了自己的东干文，就是用俄文字母拼出来的陕西土话，这种文字，俄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但它毕竟是一种文字，一个小小的民族能有自己的文字，这在全世界还为数不多。东干人把这一点看得很重，而到过中国见多识广的安胡塞积极主张推广中国的普通话，说这样才能与更多的人交流思想，才能提高语言的生命力。但这种观点与大多数东干学者相冲突，他们认为：老话是咱的母语，要一代传一代，贵贱都不能丢。安胡塞感到奇怪，今天的陕西甘肃人都在学讲普通话，你还跟着学方言，岂不太落伍了。几次大会上，都是安胡塞跟他们从争论到争吵，不欢而散。从2000年开始，安胡塞陆续送了几个村里的孩子到中国的西安学中文，“等到他们学好了，再回来教其他的人。”陕西省政府对这些孩子全部按国内的学生同等看待，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对于这些孩子们的家长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不知他们是太留恋家乡还是因为宗教的缘故，他们把所有的传统都看得特别珍贵，只要是陕西带出去的，只要是祖先留下来的，都不能改变，任何一点改变都是对他们信仰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