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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杰莉姬和那些留在“对面”（土耳其）的希腊人一样，在岸上过着凄惨的生活。他们悲怨地望着载着所有希望的轮船驶向大海，对士麦那的希腊人而言，失去的是得到拯救的机会，对于安杰莉姬来说，失去的是继子。安杰莉姬回到希俄斯后，和她的家人住在一起。她变得郁郁寡欢，精神状况越来越糟。据说她经常会来到港口看船到岸，盼着家人能重现。
“他们怪我父亲对安杰莉姬不公，”父亲终于吐露心声，“但是他们中又有谁知道，她给我父亲带来了多大的煎熬。他们只看到我父亲冷酷无情地抛弃了她。”
安杰莉姬的家人最后把她送进了雅典城外的达夫尼（Dafni）精神病院。那时正值纳粹占领时期，这位好心肠但有些疯疯癫癫的女人，很有可能最终死于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
安杰莉姬留在希俄斯的后人——以及继子的家人——高高兴兴地坐在O Kambos餐馆内。餐馆由埃米莉娅的儿子开办，就设在父亲当年和他继母安杰莉姬共同生活过的房子的底层，父亲当年的房间已经成了餐馆的一部分。晚上，我们从外面回来，坐在橄榄树下的桌子旁。餐馆的气氛十分轻松，往来的客人很多，直到我们午夜离开时也是如此。我们回到Manganos酒店，近处山上传来响亮的土耳其音乐。
我们此次寻根之旅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无论从文化上还是情感上，都令人震撼。对希腊作曲家塞奥佐拉基斯的音乐情有独钟、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酒店老板。从破败的意大利房产改造而来的豪华希腊酒店。来自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来自迈阿密的土耳其人。一辈子都住在从前希土两族混居的村庄——我的希腊裔祖父（顺便说一下，他是土耳其公民）将此处视为故乡——来自克里特岛的希腊人。两个结有宿怨的国家，其语言、饮食、手势、遗迹和空域有诸多重叠纠结之处，然而它们的异同点既至关重要，也无足轻重。对那些身处其中、经历着这一切的人而言，我们家族的过往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沉痛得多。
不久前，父亲的大堂哥、在雅典做大学老师的萨利亚给父亲用英文手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家书，叙述了某些不为人知的家族往事。下面是这封家书的部分内容：
“说句实在话，我和那些当时认识安杰莉姬的孩子们都不愿提及这件悲伤的往事，因为它太伤我们的心了……在我的印象中，安杰莉姬个子很高，一头黑发，长相漂亮，总是在她母亲身边绣花或者一边弹曼陀林一边唱歌。她在家中排行老四。她父亲将阿拉特萨塔村出产的产品买下来再转手卖掉。安杰莉姬上过学，受过基础教育。她父亲年纪轻轻便过世了，母亲玛丽吉莎不得不独自把孩子拉扯大。尽管她家并不富有，但是有一处大房子和农田。在成为难民逃到希俄斯之前，家里生活还算富裕。你还记得学校对面的那个地方吗？你在那住过。
“安杰莉姬从失去你的那一刻起，便垮掉了。我永远都不能忘记她摔坏曼陀林的那一幕。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弹过琴……她的状况很糟糕，所以家人决定把她送往雅典的医院。当时，我的哥哥尼科斯（他正好在上大学）会时常去探望她。德国占领时期，一天尼科斯忽然接到安杰莉姬去世的消息。尼科斯赶往医院，院方只交给他那只刻有你父亲名字的订婚戒指。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安杰莉姬生前从来没有把它摘下来过。她清醒的时候，就盼望能有朝一日再见到你和她的丈夫。好了，我想我也写了不少了……过去的事就让它永远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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