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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中的东山洋房
广州东山新河浦路、恤孤院路一带，清静而整洁。马路不宽，两边却生长着葱郁的古木，有盘根错节的大榕树，也有高大袅娜的玉兰树，洒落一地清凉的绿意。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掩映其间的一栋栋洋房民居楼。它们一般单家独院，高两三层，红砖清水墙，具有典雅的西式风格的柱廊。这些房子新旧程度不一，有的略显陈旧，斑驳的外墙无语话沧桑；有的则经过一番修葺和翻新，窗户宽大明亮，雪白的纱帘翻飞，别具韵味。
这一片洋房，便是上个世纪达官贵人、华侨商富的居住地。先是从海外归来的侨胞，在昔日的郊野建起一批西式住宅；接着，高官显贵、军政要员，也纷纷来这里大兴土木，结庐营宅。一时间，“东山洋房”如雨后春笋般矗立，形成与“西关大屋”迥异的独特景观。
这些洋房里，还曾经活跃着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谭延闿、陈济棠……重温这段历史，依然让人觉得惊心动魄。
走近东山洋房，我们仿佛触摸到那个风雷激荡时代，这个城市急速跳动的脉搏。
“东山少爷”西式生活
“现在恤孤院路、新河浦路、培正路一带的洋房，是广州城内最早出现的整片具有西式风格的住宅区。它们大多吸取了欧美各国的别墅形式，并且结合广州地方建筑特点建成。这种新型民居建筑打破广州民居千篇一律的面貌，是城市建筑风貌的一个突破。”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陈泽泓介绍说。
归国华侨东山置业
广州旧城东门外的东山，明代时多是山丘荒地和乡村道路，居住在这里的，都是在城里人看来土里土气的乡下人。所谓“东村西俏，南富北贫”，这种说法在明代《广东通志》里已经出现。明末清初，在东山也建有一批园林、寺庙，但还是改变不了偏僻荒芜的状态。直至上个世纪初，东山还是离城约1500米的郊野，遍布着山冈、稻田、菜地、鱼塘、坟墓、竹林，生活在这里的是寺贝底村和山河村的农民，人烟稀少。
1906年，基督教美国南方浸信会在东山兴建神道学校校舍、培道学校校舍等，并把其机构从长堤全部迁来这里，后来又创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等。在辛亥革命鼓舞下，华侨的爱国热情被激发，一些人开始返国进行投资。由于东山宗教气氛很浓，生活设施完备，颇合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他们选择了东山。
1915年，美国归侨资本家黄葵石组织了大业堂，向政府征得龟岗荒地1.2万多平方米，并且将地掘平，划分为龟岗一、二、三、四马路，经营地皮买卖。随后，一班原籍开平的美国华侨先后到这里购地建房。不久，美国华侨杨远荣、杨廷蔼两兄弟，掘平龟岗附近的江岭小丘，修筑江岭东西街。这是归侨在东山置业的前奏。开发之初，在东山的建筑物不超过一百处，而且零星地散布在各山冈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国探亲的华侨增多，他们带来较多的侨汇，急于寻找投资增值的出路。特别是二十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部分海外华侨回国，把一部分资本移至国内，在东山的房地产投资掀起高潮。
昔日的郊野菜地上，一座座有欧美建筑风格的私家洋房别墅耸立了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即使经过战争破坏，建国前在新河浦路、恤孤院路一带，仍有洋房400多座。建国后，东湖街对部分侨房进行调查，发现这些侨房的业主来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地，而其中以美国华侨居多。可见，在20世纪前期，在东山置业的华侨地域分布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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