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小巷子就是大马路，一路穿过去，跨过两座小桥，便又到了巷子里，笔飞弄就是这些巷子里最出名的一个。笔飞弄的出名不仅因为王羲之的笔飞到这里，还因为北大之父蔡元培就诞生在这里。因为太早，故居的大门紧闭，乌漆的匾额上，“人世楷模，学界泰斗”八个字闪闪发光，高高的灰色围墙上盖了青瓦，粉色蔷薇探出墙来，张望着来往的人们，到树人中学上学的孩子，买早餐的大人，倒痰盂的妇女，收垃圾的老汉，不过六尺的巷子，炸油饼的香、人尿的臊臭、偶尔的人语，淹没了蔷薇花的香，花岗石的地面依稀是从前的。蔡元培1868年出生在这里，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始离开此地，出任翰林院编修、商务印书馆所长，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诚恳邀请当时国内外知名人士任教，成立当时国内高等学校最早的研究机构，甚至地质学、民俗学，都引起蔡元培先生的重视；成功地改造了旧北大，使之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当时的北京大学，既有鲁迅、陈独秀、胡适之，又有王国维、辜鸿铭、黄侃、刘师培，不能不说是蔡元培的博大；重视教育、民主、科学、与美育，招收女学生，使女子有受教育的权利，带动一帮办学人士兴办女中，加快了妇女的解放与独立，邀请世界知名学者到中国巡回讲学，杜威、罗素，甚至想到邀请爱因斯坦，使西方科学与哲学在中国大放异彩；在杭州西湖边創立了中國第一所國立高等美朮學府——國力藝朮院（今中國美朮學院），邀请徐悲鸿等任教，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美学思想，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强调美育能克服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功利心，使人们从知、情、意三个方面保持一种健康、向上的心态，指出在＂物质愈发达，情感愈衰颓＂的社会环境中，美育对健康人格的形成尤其重要。

　　早在1912年，任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就邀请鲁迅任教育部部员，鲁迅出任中学教员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教员北京大学的兼职讲师都与蔡元培密切相关，乃至周作人的至京，都赖鲁迅在蔡元培面前的推荐。蔡元培说鲁迅：先生人格不凡。1917年蔡元培先生请鲁迅先生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并在鲁迅死后与宋庆龄一起组织治丧委员会，将其安葬，这两个绍兴人相互的敬重，也在审美的高度。

　　清华校长梅贻琦在蔡元培去世五年以后（1945）的日记里就写下过这么一段话：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说的和做的都没有超越蔡元培先生的努力，也因为如此，梅先生的西南联大才代表中国大学前所未有的盛况，蔡元培先生并不孤单。然而这样一个高山仰止的人的故居，2001年才被国家重视，在绍兴，因远离鲁迅路，又在不到六尺的弄堂，来往的人便屈指可数，若使蔡元培先生的故居也享有鲁迅在绍兴的待遇，国人对于教育、民主、科学、美育等的态度更会不同，国人的情操也会略略不同。笔飞弄右转，走几百米，就到了王羲之的故居戒珠寺，寺前有鹅池，半分田大小，漂着绿色浮萍、废邮票、果皮，王羲之住在此地的时候，白鹅经常出没此池，有一老僧，与王羲之交好，某次拜访王羲之的时候，王羲之正在把玩明珠，见老僧到来，羲之放下明珠，将其迎进屋内，王羲之爱的白鹅也跟着进来了，老僧走后，羲之发现明珠不见了，疑心为老僧所盗，老僧也不分辨，自杀以明节，后家人杀鹅，从鹅腹中找出明珠，王羲之始知自己错了，将家改为寺，名“戒珠寺”。故事很动人，寺内却极荒凉，推开门，院子里缭绕着薄薄的雾，即使是草木繁茂的4月，戒珠寺也是凋零无生机的，大门掉漆掉得太利害，现出油漆的层次，树的年轮一样触目惊心，门口的石狮子安静地看着上班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