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茫然无奈，自然想到了避世索居，于是中国的历史上出了很多隐士高人，如：陶潜、谢灵运、王维等，他们抱着即不能“兼济天下”，就“独善其身”人生理念拙守田园藏身古刹，以宗教徒般的虔诚护卫着自己清高孤傲的精神王国。

　　然俗世尘缘岂是想化就化得去？即使圣贤如陶渊明者，不也在“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然自得之余，发出了“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感叹吗？王、谢的诗篇里也是难脱人间烟火气息。至于严子陵，清人一句“一袭羊裘便有心”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沽名钓誉的真心。

　　所以，人毕竟是人，不是佛，很多事情越是认为自己已经参透了，其实就越没有参透。究其根源就是：终究不能摆脱名利，即物欲的诱惑。所谓纵情山水、放浪形骸，固能暂时压制物欲利诱的心魔，但“见花流泪、见月伤心” 的多情文人，在壮志难酬，韶华将逝之际，就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悲声：“老徐徐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不就是最好的写照吗？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终极人生观和座右铭，所谓“君子疾役世而名不称焉”，这一点，连“大成至圣先师”亦未能免俗。

　　在“名”的实现过程中，虽因人而异、各有千秋，也有其共性：就是都梦想能得到刘玄德之于孔明的恩遇。这不但满足了他们由强烈自尊心而演化成的强烈虚荣心，为他们提供了一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捷径，也是他们为“明主”的事业鞠躬尽瘁的强大精神动力。

　　否则，不遇“明主”，或跻身士大夫基层得不到重用的，除一部分能安之若素，静候良机；一部分心灰意冷，沮丧沉沦，剩下的那部分人，便为了一己之名不择手段：天良未泯者便极尽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之能事，以期引起君主的注意，再不然就搞犯颜直谏（为国为民如魏征者除外），甚至不惜牺牲性命的“尸谏”；丧尽天良者便舍本逐末，弃名逐利，为一己之私，颠倒黑白，陷害忠良，祸国殃民。试想，个人的尊严和人格被扭曲得如此畸形，那里还有快乐可言。所以，几千年来，在历史的舞台上，知识分子演出的几乎全是悲剧。因为，你放不下名利，沉沦在物欲的世界里，所以，天堂再美，也不是你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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