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描写杭州和西湖景色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最有名的除了白居易的《忆江南》，还有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和柳永的《望海潮》，前者的“欲将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为西湖留下了美丽婉约的“西子湖”别名，后者则述尽了钱塘（杭州）的富庶繁华，以致于据说当时金主完颜亮看罢萌生了“投鞭断流”（攻宋）之意。

　　为什么历代文人墨客情钟西湖、甚至把杭州唤作天堂呢？无双的美景当然是个中原因，但我想另一个原因是：这里为各色文人提供了一个倾吐块垒的绝佳场地，也是隐士高人理想的归隐家园。

　　受历史文化和儒、释、道的思想熏陶，中国人的行事，向来讲求“圆满”，所谓“善始善终”，甚或“善始不如善终”，由此便刻意中庸，适可而止，层次再高的就是一旦人生价值或梦想实现后就“疾流勇退”。殊不知，范蠡功成名就，载西子泛舟五湖是多少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

　　只是这样的结局未免难得，一方面：名利物欲的驱动使春风得意者欲罢不能，徒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虚伪慨叹；另一方面，空有治国安邦之才而终不得用、终不得志的失意者，虽满腹经纶，又何谈功名，更遑论勇退？于是得意者于得以之中也难免有失意者的低吟浅唱、失意者于失意之中也偶发得意者的豪迈狂歌。两者在人生价值的实现方面貌似迥然相悖，在茫然无奈、寂寞无助时对人生的感悟却又是殊途同归的。

　　有了感受，就要抒发，对文人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寄情于山水之间。杭州以天堂之富庶，西湖之绝美，加上范蠡载美人泛舟的不灭神话，使其想当然地成为了自古文人抒胸臆、诉别离、伤不遇、发牢骚的钟情之地。想想看：“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菱歌泛夜、吟赏烟霞”，对于境遇不同的文人来讲，要多惬意就有多惬意，要多无奈，就有多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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