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由 “长江日”的发起者我校李长安教授倡议组建的“长江源科学考察队”成立了。领队是学校教务处处长欧阳建平老师，教练是富有登山和野外生存经验的董范教授，队员们都是一些朝气蓬勃的在校学生。本次科学考察的目的主要是调查长江源头地区天然草场和冰川的退化情况，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攀登念青唐古拉主峰——格拉丹东，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和精心准备后，5月20日队伍出发了。

 　　一路如同上台阶一样，海拔在不断地升高，这块被称为“人类的最后一块净土”的面纱逐渐在我们面前揭开了。99年跟随中日大学生联合登山队在四川攀登雪宝顶时感受最深的就是“美艳”二字，而此时，让越野车以150多迈的时速在笔直的青藏公路上飞驰，感觉五脏六腑也象生了翅膀。视野是如此宽阔，雪域高原独有的风光深深地感染着每个人。

　　大本营设在海拔5100米的各拉丹东脚下，经过一个多星期紧张的调查工作，科考队搜集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而此时高山反应也不约而至了，尤其是一些初次上高原的小队员出现了严重的恶心和厌食现象。经领队老师集体决定，除了事先挑选的登山队员留下完成任务外，其余人员下撤至格尔木市。身体稍显瘦弱的欧阳老师是高山反应较为严重的一个，但是他还是决定与青海省登山协会的司机杨师傅一起留在大本营，给我们提供援助。在简单的壮行仪式之后，由董老师带队的六名登山队员向“冰川之父”——各拉丹东开拔了。

　　从大本营到山脚下要穿越一条巨大的“U”型冰蚀谷，积雪刚刚消融，我们一整天的时间就这样伴随着驮运物资的牦牛脖颈上的铃声悠悠地踱过去了。山谷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野花，远处不时地传来一两声雪鸡的啼鸣，体形硕大的乌鸦从头顶掠过，惊奇地俯视这支蛇移前行的队伍，一切恍若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我们不断地通过手中的步话机向大本营传递着我们的见闻，与他们交流着愉悦的心情，一切都是那么的轻松。

　　应该说登山队还是非常精干的。教练董老师常年致力于野外生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着丰富的高山经验，我校著名的登山运动员次仁·罗布就是他的学生；队医兼教练刘大夫是董老师的老搭档，二人常年合作，尤其擅长物资管理和后勤工作；队员包括肖博士，我，还有两名本科生，都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我们在当地请的藏族向导努才人，他对当地地形非常熟悉，多次带领地质队在附近地区工作。在海拔5360的山谷尽头建立了BC，稍做休整后，我们将人员作了简单的分工：刘大夫和本科生梁弈世留守BC，作为接应和后援，其余的五个将担负起登顶的任务。登山是一项艰苦的运动，同时也是一项集体运动，只有很少的幸运者可以登顶，其余更多的人要全力辅助，担负起运送物资和修建路线的“苦”差使。由于我们仅仅只有5个人，并且我们还肩负着科研的任务：采集雪样和观察地貌，所以大家不可能做那么细的分工，齐心合力地向顶峰挺进。

　　很多人都希望亲自体验一下与山亲密接触的感受，但是身处其间体会最深的就是一个字“苦”。连续几天的疲劳，加上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以及缺水已经使我们在生理上产生了变化。在海拔5873米的C1我和肖博士挤在一顶帐篷中睡，早上猛一睁开眼他着实吓了我一跳。连续半个多星期没有洗头，他的头发已经近似于藏式毛毡，眼睛基本上肿成了一条缝，而嘴唇却因为紫外线的灼烧而增厚了近一倍，可以说整个面部都扭曲了。不用看我就知道自己的尊容了，尤其是嘴唇上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实在难以忍受。

由于人员有限，搬运物资的重任更多的落在了努才人的身上，这位憨厚的藏族小伙不辞辛劳地多次从大本营给我们运上来事物和帐篷，保障了我们登山的顺利进行。此时顶峰就如同在头顶上了，巨大的角峰静静地卧在那里，一派祥和之气。由于体能上的原因，肖博士决定留在C1，董老师、我和刘培青组成了冲顶小队。各拉丹东被誉为“冰川之父”，这是名副其实的。在其宽缓的脊背上发育这面积巨大的冰川，这个千年不化的冰雪世界危机四伏，厚厚的积雪下面到处隐藏着纵横交错的裂缝。我们只好凭借冰镐小心翼翼地探着路，这样有额外消耗了很大的体力。用了近一天的时间上拱了300多米，我们在角锋下山脊的一块平整的地方建立了冲击营地C2。站在山脊向各拉丹东背后望去，顿时感觉毛骨悚然，只见在群山包围之中由于移动冰川相互冲击碰撞，形成了一道道巨大的裂缝和犬牙交错的冰塔林，一股股阴森森的寒气迎面袭来，让人感觉如坐针毡。我想如果一旦摔下去一定会万劫不复了。

　　从北坡攀登各拉丹东，要应对的最大障碍就是角峰下面三个巨大的陡坎。每个陡坎的角度都非常得陡峻，有的地方接近了垂直，上面覆盖着厚厚的冰雪，一不小心就有滑坠的危险。通过这三个陡坎要求攀登者必须具有扎实的冰雪技术和充沛的体力储备，并且要求相互之间配合默契，能够熟练地提供保护。这样经过几次艰苦的尝试，我和董老师将路修到了海拔6500米的第二道陡坎，下撤至冲锋营地，准备好好地休整一下，等待天亮全力冲顶。于是，2002年6月3日夜，孤寂的各拉丹东之上，一顶简易的雪地帐篷之中三个人在静静地等候着……

　　帐篷外面的气温大概在零下10度左右，即使三个人挤在这么小的一顶帐篷内仍然感到寒冷难耐。几个人在一起想象着明天等顶的情景，都感到很兴奋。渐渐地感到不是那么冷了，睡意也就朦胧了双眼。睡梦中感觉浑身越来越热，越来越舒服，感觉想躺在了自己那软绵绵的床上。正睡的高兴，突然感到有人在使劲地摇我，我睁开眼睛一看，刘培青一脸焦急的神色，见我醒过来，他指着帐篷门说：“原哥，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我连忙爬到门口，用手一推，外面好想有一堵墙一般，被挡得严严实实的。“不好，我们被雪埋了！”一个不祥的念头如霹雳一般在我脑际闪过。难怪会越睡越暖和呢。这时候董老师也醒了，他立刻明白了我们所处的危险处境，迅速起身查看帐篷的通气口。雪已经快把通气口掩住了，此时万一帐篷坍塌我们将全部憋死在里面。“打开步话机，与大本营联系！”董老师果断地命令到。由于要节约电池，步话机只是在事先约好的时段定时开机。拧开电源，步话机内立刻传来大本营欧阳老师焦急的呼叫“董老师，董老师听见请回答。”“收到，大本营。”我按下通话键，结果只传来一阵“滋滋”的杂音。屋漏偏遭连夜雨，这个脆弱的东西也在这艰苦的环境下熄火了。但是步话机还是将一阵杂乱的电波信号传了过去。步话机那面传来了一阵兴奋的欢呼声，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呼叫。紧接着欧阳老师说：“董老师，大本营这边的天气十分恶劣，从晚上10点左右就下起了暴风雪，而且雪势越来越大。大本营决定取消明天的登顶计划，全体队员下撤。”步话机又传来留守BC的刘大夫的呼叫，原来他们一直在保持联络，对我们的所处的境况深表忧虑。步话机依然只能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向他们表明我们还安然无恙。

　　帐篷中陷入了死寂之中，我们的眼睛紧盯着董老师，帐篷外面狂风象无数匹脱缰的野马一样疯狂的撞击着我们小小的帐篷，随时可能将其撕成碎片。“冲出去。”董老师发出了命令，不能再等了。我们将衣服尽可能地都穿在身上，打开头灯，准备“突围”。帐篷中的空间已经狭窄到三个人只能挨在一起了，董老师摸到帐篷口的拉链，一下将其拉开。帐篷口的积雪如同决堤的一样汹涌而入，险些将我们掀几个跟斗。董老师用手拼命挖开了一条通道，钻了出去。我们紧跟着也往外钻。感觉就象老鼠出洞一般，顺着上倾的通道我们手脚并用将自己投入了无边黑暗的“汪洋大海”中。终生难忘弗一“出洞”时的感觉：暴怒的刀刃似的狂风夹杂着细碎的冰雪混合物劈头盖脸的扣到我们脸上，就象一把大手将我们的鼻子、嘴巴、眼睛还有耳朵捂了个结结实实，刹那间我发现自己失去了知觉，不能看，不能听，更加无法呼吸。强烈的窒息的痛苦让我感到了世界末日的来临。不容多想，我手慌脚乱地在雪地里刨了一个雪坑，就象遇到天敌的鸵鸟一样将头埋了进去，这样才呼吸到了出来近两分钟的第一口空气。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我们分头查看了一下帐篷周围的情况。积雪厚达1米多深，，并且还在不断地加厚，帐篷就象压缩饼干一样已经是危在旦夕了。空气中是一种让人窒息的味道，我拼命钻进帐篷将睡袋拉出来，靠着帐篷搭建了一个临时的避风港，借着头灯的光亮，我看到董老师也是一脸严峻的神情，只要一有空隙湍急的气流便会夹裹着冰粒挤进来，温度低得可怕……

　　“现在我们不能下撤，这样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当务之急就是要保住帐篷！”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董老师凭借他多年的高山经验做出了决定。险情就是命令，我们三个人胡乱找东西遮住面部，开始挖帐篷。人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动物，在危难之时可能会爆发出成倍的力量，我们不要命了似的用手挖，用脚刨，用肩膀顶，很不能用上牙齿。小刘挖着挖着停下不动了，我急了眼，上去推了他一把，大声吼到：“你不要命了！”他没有说话，又俯身挖了起来，灯光中他表情极为痛苦，我赫然发现他手上只戴了一副手套，五个指头红肿得象五根小萝卜。这样下去他的手肯定是要废掉的。风雪就象打了兴奋剂越来越有劲头，刚刚将帐篷挖出来一点，一阵狂风吹过周围的雪又塌了过来，帐篷又重新被掩埋了。我们已经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了，体力渐渐地感到有些不支。这样挖下去是徒劳无意的。，帐篷就剩一个尖顶在外面了。董老师突然把随身的瑞士军刀拿了出来，转到帐篷的后面，“哧”的一声划了一个口子。“快过来，我们利用帐篷搭个雪洞。”真是绝顶聪明的主意，与其与风雪对抗，不如盖床雪被。我们又看到了希望，七手八脚把帐篷撕开，用后背使劲的在雪上积压出一个空间来，三个人头挨头缩了进去，互相利用体温取暖，紧张的心情这时才稍微地安稳下来。

　　此时还是凌晨四点多钟，举目望去漆黑一片，不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在心中祈祷着，但愿天亮之后风雪会停下来。步话机中传来大本营欧阳老师焦急的呼唤声，我们只能用杂乱的电信号告诉他：我们还活着。BC的刘大夫也在呼叫着我们，他们在不断地向大本营汇报着山上的情况，欧阳老师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突然我们发现C1中的肖博士和努才人一直没有音讯，他们和我们仅仅相隔几百米，境况肯定同样地凶险。我们这里还有董老师，缺乏经验的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情况，不由得，我们开始为他们担忧起来。欧阳老师用他沙哑的嗓音不停地鼓励着我们，他一定是彻夜无眠了。但是此时这个声音无异于上帝的声音，给了我们坚持下的信心。五点钟左右，一个模糊的声音传了过来：“原……雪……雪……”是肖博士的声音，我们登时来了精神。他的步话机显然也出现了故障，他想说什么呢？C1设在积雪很厚的缓坡处，他们该不会遇到雪崩了吧？我们实在是不敢继续往下想。
我们三个身就这样紧紧地挨在一起，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就是可以这么近，只要稍微不动，雪就会把推埋住，寒冷很容易让人犯迷糊。我们在一起想象着安全下山的情景，各自说出自己此时最想做的事情。董老师说他要好好地找张床睡上一个礼拜，我呢恨不能灌一浴池可乐一头扎进去，小刘比我还没出息，他说等撤到BC时他要把那里的大白菜全部吃光。就这么着天边好象露出了些许光亮：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小时，我们盼望的太阳始终没有出来，风雪依旧，我们的心情降低到了冰点。此时肖博士他们的步话机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工作，他们还算安全。当得知我们还没有下撤的情况后，欧阳老师非常焦急，当即命令肖博士和努才人向上迎接我们。努才人出发了，我们也必须马上动身。能见度只有两米左右，昨天做的路标早就不知道被吹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的GPS全球定位系统跟很多装备一起被埋在了雪下，任凭怎么找也找不到。现在只能依靠记忆来引导我们了。没有任何参照物，也没有了方位感，就象扎在了棉花堆里，两眼一片舞茫茫。从C1到冲锋营地我们是切着右手边的等高线上来的，那么现在应该沿左侧下切。但是万一走错了路，我们就有滑坠的危险，一时间我们谁也没了主意，寸步难行。欧阳老师仿佛看到了我们的处境，他果断地指示我们沿左侧下撤，因为根据他从观察地形图得出得结论：左侧等高线较为平缓，这就意味着地形也相应的平缓，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欧阳老师及时的点拨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三个人紧挨着在齐腰的积雪中向下挪动。当时的情景时时让我联想起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一些镜头，坠入冰海的Rose精疲力竭的漂浮在无边的冰海上，冥冥之中远处传来救生船员搜索幸存者的口哨声……当上迎的努才人从遥远的天边传入我们的耳朵中时，我们三个人抱作了一团。

　　在才人的帮助下我们安全撤回到了C1，与焦急万分的肖博士回合。我问他左晚说的那个“雪”是什么意思，他竟然说是让我取雪样，这个家伙。我们郑重地拿起步话机向大本营汇报：“报告大本营，登山组三人安全返回C1。最终攀登高度海拔6500米，请予指示。”半晌无语，欧阳老师哽咽的声音再一次传来：“你们是我们的英雄，祝贺你们圆满完成任务！”顿时几条汉子泪飞如雨。

　　痛并快乐着，这是登山给予我刻骨铭心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