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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人尽皆知的大三巴,因为它在那里,我这样对自己说。给我们带路的Peter熟知历史,他说:“神父卡尔洛·斯皮诺拉(Carlo Spinola)设计圣保禄(St. Paul)教堂,主体倒塌后,遗址叫大三巴,却和牌坊二字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注意到St. Paul和三巴的发音很像吗?”
伴随这样直白的提醒,我当然恍然大悟。澳门人不假思索地在St. Paul前面加上了一个“大”,教堂遗迹立即变成了亲民的广场。
沿着大三巴街往南走,钜记、咀香园、凤城等手信店三五步一家,促销的店员夹着厚实闪亮的肉脯,或是托着一簸箕棋子饼殷勤地招呼过路人品尝。如果你不小心被信手拈来的小食诱惑进店,大抵会以拎着鼓鼓囊囊的包装袋踱出店门而告终。
大三巴附近的小街巷是“牛房仓库”策展人李少庄和“边度有书”老板李悦俊不约而同推荐我去“扫街”的地方,红街市、花王堂街、果栏街、草堆街……
李少庄和她的朋友们在罅些喇提督大马路和美副将大马路交界的路口处的牛房仓库(Oxware House)里正举办一个名为“地方的神话”的当代艺术展。她自告奋勇开车带我去附近小巷子里吃她更偏爱的“澳门蛋挞”。对我来说,那味道就像加了糖的鸡蛋直接摊在湿饼干上。“虽然甜了点,但蛋黄挞只有和不加糖的espresso才最配。”她保留个人意见,也暴露了大多澳门人嗜甜的口味。
龙华茶楼在红街市的一端。何明德的父亲何逢在40多年前创办了它,如今未有多少变化。只是现今能起早的游人少得可怜。起不了早,就看不到茶楼里的遛鸟人和密密匝匝的鸟笼。
在我觉得“葡萄牙语-中文-英语”到“中文-英语-葡萄牙语”的排序转变是件鼓舞人心的事儿的时候,也疑惑葡萄牙人究竟给澳门留下了什么:是大街小巷蓝白葡瓷做成的路牌,还是主教山附近集中的葡式建筑及教堂?或是议事亭前地用碎石头铺成的纪念他们鼎盛航海时代的海洋动物:鲸鱼、海鳗、章鱼、海星……答案或许只在风中飘扬。
“我妈能说很流利的葡萄牙语。不过现在她只在大声向我喊‘离电视机远点’的时候才会用。”有1/4葡国血统的Juliana告诉我,印证了无论是葡人还是土生葡人都已成为澳门“少数民族”的事实。回归前城中大约有两万葡萄牙人,现在两千都不到。
“葡萄牙人不像殖民香港的英国佬,他们比较懒,”李悦俊觉得,“虽然早年葡语是官方语言,但那时他们不太干涉我们是否一定要学葡萄牙语。”
Juliana在她的一个录像装置作品《活动油画》中,表达对越来越少的人群的惋惜和对过往的怀念:两位主角属于澳门两个数目递减的群体,她们一位是漂亮的土生葡人,另一位是年纪老迈的自梳女(指终身未嫁的女子,珠三角地区的旧时传统)。自梳女活跃善忘,经常重复地诉说着她自己的往事;精神分裂的土生葡女,想象自己是过去的人,跟自梳女分享她疑幻疑真的有趣澳门传奇。
“我和我的记忆在一起。”澳门葡萄酒博物馆的馆长Braga说。70年前他出生在葡萄牙一个叫Ponte De Lima的小镇,如今管理着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家以葡萄牙葡萄酒为主题的博物馆。那时他向我推荐一个已逝的法朵(fado)歌手Amalia Rodrigue,“法朵”即命运,他自己未曾料想到,退休后会在澳门把自己大半辈子的兴趣发扬成一场事业。
澳门是个由混血的神保佑的城市。矗立在孙逸仙大马路延伸至外港的铜观音像被Juliana称为“圣母观音”,因为她的脸孔美丽安宁多过端庄神圣。她亦是大多数澳门人心目中的神祗。1999年,葡萄牙设计师Cristina Rocha Leiria留下这个作品时说:“我想要观音菩萨永远保佑澳门人。”可以看到,除了眉心的朱砂,无论从她微微歪着头的恩慈的表情还是头饰和衣摆上看,都更像一个圣母。她没有面朝大海,而是正对澳门半岛,无限留恋。以至于很多人像我们一样好奇地走到塑像的背后,以为设计师会有什么心思机关。
Joāo要带我去澳门潮蒲Sky21,去找他在那边做VJ的朋友Igor。虽然他不会说国语,汉字一个也不认识,却可以漂亮地用澳门腔的粤语和的士司机交代线路。Sky21里有全城最时髦妖艳的“兔女郎”和“猫女郎”,在硕大的顶层阳台上能看到整个城市的璀璨霓虹。室内上下三层的空阔加上时髦的空间分割,使它显得似乎比同是夜店新秀的Tryst Bar更受年轻人的追捧。
之前,在位于澳门文化中心创意空间名为“孔”的个人装置空间里,Joāo语出惊人:“我喜欢新葡京的样子。”我原以为,只要稍稍自命有些建筑美感的人都会嘲笑新葡京的“莲花”抑或“麦穗”,并且攻击它与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可是赞美此刻竟然出自一个出生于建筑师之家、沉迷建筑装置艺术的人之口。
“虽然他们一点不考虑和周边建筑的关系,但这很有力量。它身上所有的元素都与我之前的信仰全盘相反。我疑惑他们怎么能把底部的‘巨蛋’和顶部的‘麦穗’放在一起?”他一点不像开玩笑的样子,“然而它是原生的,属于澳门。这比任何复制粘贴来的建筑要有意思的多。”他满不在乎我的惊讶。
后来我知道,对于“复制粘贴”的憎恶使他成了本土原生力量的鼎力支持者,在建的威尼斯人和新开幕的渔人码头在他眼里不过是赝品。
虽然同为建筑师的父母在1999年留下最后一个作品“澳门文化中心”之后就举家迁至葡萄牙,仅仅三年,在他完成建筑学业、并“不务正业”地在里斯本举办若干个人装置展之后,就说服父母迁回澳门。“澳门的多元文化背景和不确定的未来使我着迷。而在葡萄牙,社会成熟,人们更崇拜理智,在我看来逃不了乏味。”
Joāo的观点无疑是独树一帜的。更多人宁愿像爱莲那样调侃地说:“新葡京?哦,那看上去更像一座奖杯。以一个英国人的审美标准,我觉得澳门旅游塔更漂亮。”她和大多数澳门人一样,对于即将到来的巨大变化和如火如荼的建设浪潮总是持一种谨慎乐观的观望态度,稔熟的日常生活辩证法能带给他们更多的快乐和心平气和,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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