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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随意地边走边看，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离开香港前Judy向朋友要了一份在上海餐饮旅游的计划单，现在想按图索骥恐怕要费点周折了。我突然看见在一个小路口，有一家不太大的餐厅，里面坐了几桌人。于是我们决定就在这里碰碰运气。
饭馆环境不错，但装潢一般，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尽管突然闯进了两个几乎两天没有洗澡的美国女人，前来用餐的人似乎也并没有多少兴趣。点菜是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店员不懂英语，而菜谱上又没有英文。所幸的是，Judy在香港生活过几年，对一些方块字似乎很有把握，所以我们得到了醉鱼、黄酒和豆苗。豆苗是油炸过的，口感酥脆，但和醉鱼一样稍微偏甜。之后我们本着别人桌子上有什么就点什么的态度，点了两碗饱满的馄饨、一盘猪肉片、蘑菇以及一些比较辛辣的干菜。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又最有趣的一餐！席间我们一直在谈论中国的馄饨和意大利的馄饨有什么区别，当然还有饺子的区别。结账时发现只需要16美元，而且无须小费，远比一些拥挤、凌乱、而且价格不菲的快餐店要舒适的多。
当晚我们在一家叫COLOUR的酒吧坐了坐，很快就回去睡觉了。之后几天我们决定在城市的街道上走走，也 许看看纪念品。不过上海的空气比我想象中要糟糕，事实上一到浦东我就感觉到不舒服。从河这边看浦东，好像从乌云里看星际战舰一般。即使在2月，我也感觉呼吸并不痛快。也许上海应该开辟出更多的大块绿地，而不是只将土地包给房产商盖楼。
快乐并“痛”着的旅程
于是，随后的游历基本上遵循了“出租车-目的地-出租车-下一个目的地”的模式。上海的出租车很多，有空调，价格也便宜，是个方便的旅游代步工具。我并不排斥公共交通，但去年从上海回纽约述职的Leisly曾说道：“上海的公交车实在太挤了，需要强壮的体格才能在上面站稳，而且还要积蓄力量，准备在该下车的那一站顺利下车。到夏天几乎就是灾难。”
也许吧，我不打算带不好的回忆离开上海。
出租车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在宾馆里用英语沟通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要想在大街上和普通的上海市民沟通，几乎不太现实。出租车介于两者之间，更市民化一点，出租司机要中途停下来问好几次我们要去哪，因为我们只能给他目的地的英文名字。如果景点是中文发音还好点，所以参观完上海博物馆，我们就直接去了最方便的“豫园”。但由于之前对名气甚高的博物馆的失望，因此对号称城市“绿洲”的“豫园”和“茶楼”，就有那么一点怀疑。茶楼每人消费是2美元！如果你和当地人一起前往茶楼品茶的话，你只需付一半的价钱！
还好，“豫园”是个非常美丽的花园，有园林、寺庙、祠堂和很多古典建筑。Judy对几乎所有建筑的每个细节都拍摄了大量照片，说要回去应用在自己的设计中。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听她滔滔不绝地讲述建筑名称和人名，一边绕着园林转悠，并不时感叹中国人精湛的园林工艺技能。但我一直认为，城市里的公园至少要有中央花园一半大小才能体现出一定的田园意识。
在“出租车-目的地”旅行中，我们有幸串了几个很有意思的市场，如旧货市场和小商品市场。那里小商铺林林总总，一些用木头、布匹或塑料制作的店名和广告牌还在风中飘摆。Judy提醒我，这里的东西很多是仿造和假货，比如很多店主热情介绍的清朝古玩、玉雕及各种陶制品。不过很多商品看上去确实很漂亮也很有意思，比如我看中的一套五个茶碗，上面描绘着色彩鲜艳的古装人物，据说是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不过店主报价后，Judy却摇摇头，带着我径直离开了。
重现“风月上海”
由于采购方面花的钱很少，尤其是我没机会买到合身的衣服，因此到了最后一天我们发现，自己还能有钱去一趟Mon the Bund。这是一家澳大利亚人开的餐厅，在香港有一家餐厅名称类似。这里提供改造过的中东菜肴，和地中海风味美食。很奇怪的是，这家店在上海并没有为自己取一中文名字，因此在本地的知名度似乎并不很高，来就餐的大多是西方人以及少数穿着得体的中国男子和一些打扮性感、说话声音非常大的中国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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