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爹我妈和我都没有想到，到北京第一个不适应的，竟然是语言。我从中学到大学都在学校广播站当广播员，说一口普通话在北京让人听懂当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听不懂北京人说话。

　　从北京站出来，上了开往永定门的20路公共汽车，从上车到下车，售票员报站我有一半没听明白：大而辣、猪一口，猜着应该是三个音节，售票员嘴里像含着个大橄榄似的一滑而过。后来又经过几次这些地方，知道了“大而辣”是大栅栏、“猪一口”是珠市口。学给北京人听，人家不说售票员说话不标准，反而笑话我听不懂北京话，顺便我学了一句北京人的歇后语“猴吃麻花———满拧”，经常挂在嘴边冒充北京人。其实到现在也没琢磨过来，猴子吃麻花跟人吃麻花有什么不一样，怎么它一吃就满拧，人一吃就不拧或者半拧了。

　　前年电台主持人播音员考普通话，我考了98.89分，远远高出了97分的一级甲等的主持人合格标准。主考老师听出我不是北京人，说北京地区考题主要是针对北京方言中与普通话不符合的地方出的，所以，南方人反而考得好。气得那帮反而没考过关的几个北京人直骂：什么破考试题啊，我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不如南蛮子。我们假惺惺地安慰：没事，你们要是到南方去考，准跟我们一样得高分。

　　常彦出国去新西兰留学，一边念书一边在当地一家学校教中文，挣学费。外国人仔细，合同也写得规范，上面注明常彦教的应该是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常彦想起自己在电台考了三次，还是给老师活动活动之后才拿着了上岗证。他现在看见人家从汉语词典上一字不落地抄下来的普通话定义，犹豫一下之后，把特长一栏里原先填的“普通话一级甲等”改成了“一级甲等北京话”。

 　 (京华时报)